坐在皮椅中，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送达的投诉书。

投诉人：铃木健一，四十七岁，东京都丰岛区某会计事务所合伙人。

投诉对象：文京区大琢署刑事课课长&183;田中直树警部。

投诉事由：涉嫌侵占死者遗属巨额现金（一千三百万日元）。

投诉材料附有遗嘱复印件。那是一份手写遗嘱，经公证处认证，字迹工整，落款日期是去年七月。遗嘱第四条第2项明确写道：

“我卧房佛龛抽屉内，存有现金一千三百万圆，作为孙子义人赴英留学之用。此款系多年储蓄，请健一侄代为保管并监督使用。”

大河内春树读完最后一行，将文件轻轻放下，擡起眼帘。

面前站着的是刑事总务课的一名年轻巡查部长，来送材料时已是面色紧绷，此刻更是不敢呼吸。“家属现在的态度？”大河内问。

“非常……激烈。”巡查部长谨慎措辞：“铃木健一先生在署内情绪失控，声称若警视厅不彻查，他将把材料提交给文春周刊，并向东京地检特别搜查部举报。他指责大署……”

他顿住。

“说。”

“他指责大琢署“官官相护’、“纵容内部犯罪’。并且……”巡查部长咽了口唾沫，“他指名道姓，说田中警部是“利用职权、监守自盗的恶德警官’。”

大河内春树没有立刻说话。

他的手指在投诉书边缘轻轻抚过，像在丈量某条无形界线的宽度。

“田中直树警部，”他开口，语速平缓：“非职业组，今年刚晋升。”

这不是疑问，是确认。

“是，今年正好三十年警龄。此前在大琢署历任巡查部长、警部补，本月刚接任刑事课课长。”大河内点了点头。

他的脑海里没有闪过任何情绪一一愤怒、同情、怀疑，都没有。只有一个职业官僚面对“问题案件”时的冷静判断：影响范围、责任归属、处理路径、风险控制。

沉默持续了十五秒。

“派两个人。”他说：“大琢署刑事课，资料封存。当日在场人员，分别谈话。田中警部本人……”他顿了顿：“暂不接触，观察动向。”

巡查部长领命而去。

办公室重新恢复寂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