韦伯把全部原始数据寄了过来，没有任何保留。

“他这是把家底都搬出来了。”杨平说。

“不是搬出来，是交出来。”曼因斯坦说，“他信任我们。”

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曼因斯坦自己都觉得有点重。学术圈不是没有信任，但那种信任通常是有限度的。实验室之间可以合作，可以数据共享，可以互相审稿，但很少有人会把全部原始数据，包括那些被判定为“无效”的、被标注为“异常”的、被归档在“废弃”文件夹里的数据，毫无保留地交给另一个实验室。

韦伯不是在做合作，他是在投诚。

曼因斯坦把任务分给了实验室里的五个人，每人负责一个年份的数据。克拉拉负责电生理，汉斯负责行为学，奥古斯特负责组织学，弗里茨负责动物房记录，曼因斯坦自己负责所有数据的整合与交叉验证。每天下午三点，五个人聚在会议室里，每个人用十分钟汇报当天的发现。

很快，克拉拉在她负责的数据里发现了一个被标注为“异常值”的电生理信号。原始记录上写着：“44，术后第二十周，下肢出现不规则的肌电活动。可能与电极pcent有关，建议排除。”克拉拉把那一段原始波形调出来，放大，滤波，和曼因斯坦团队记录的新生电位波形做了对比。几乎一模一样。

“这不是电极pcent的问题。”克拉拉说，“这是原细胞激活初期的电生理表现，持续了至少四周，然后被当成噪声清理掉了。”

奥古斯特在组织学照片里发现了一组被标注为“非特异性染色”的免疫组化图像。原始的实验目的是标记某种特定的神经元亚型，但在损伤周边的区域出现了大量散在的、形态不规则的阳性信号。当时的结论是“抗体交叉反应，无生物学意义”。奥古斯特把那组照片和21的切片照片并排放在屏幕上。

“这不是交叉反应。这是双皮质素的阳性信号。他们用的抗体虽然不是为了标记双皮质素，但发生了交叉反应，恰恰是因为样本里双皮质素的浓度足够高，高到能被这个抗体非特异性地捕捉到。”

弗里茨在动物房记录里找到了更早的线索。一只编号为29的猴子，术后第十六周出现了“无法解释的后肢运动”，当时的记录写着：“29在笼内移动时，后肢出现非典型的姿势调整。可能为代偿行为，建议观察。”观察了四周，没有进一步的变化，那条记录就沉底了。弗里茨把那段行为学录像翻了出来，一帧一帧地放。不是代偿行为。那是主动的、有目的的后肢伸展，虽然短暂，虽然不完整，但和代偿行为有本质的区别。

五个人已经积累了超过三十条“被遗漏的发现”。每一条都曾经出现在原始数据中，每一条都被标注为“异常”“非特异性”“建议排除”，每一条都被归档、封存、遗忘。

曼因斯坦盯着汇总表格看了很久。

韦伯的团队不差。恰恰相反，他们非常严谨。每一项实验都有完整的过程记录，每一个异常值都被认真标注了，每一条“建议排除”的背后都有一段详实的分析和讨论。问题不在于他们不认真，问题在于他们太认真了，认真地遵守了所有的实验规范，认真地识别出了所有的异常信号，认真地分析了所有可能的干扰因素，然后认真地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这些信号不是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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