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我知道的事情。您第一天就跟我说过需要很长时间，现在才一个半月，我不急。”

曼因斯坦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他心里知道陈建国在撒谎。陈建国急，非常急。一个在病床上躺了六个星期、每天盯着自己的肚子看边界有没有移动的人，怎么可能不急？但他没有拆穿。有时候，一个人需要撒谎来让自己好过一点，那么就不要剥夺他撒谎的权利。曼因斯坦见过太多病人，太清楚这种谎言的分量。那不是自欺欺人，那是一种求生本能。

术后第八周，陈建国出院了。

不是康复了，是因为住院的意义已经不大了。所有的急性期治疗都已经完成，手术的创口已经愈合，感染的风险已经过去，剩下的只有等待，等待神经一天一毫米地生长。这件事在医院里做和在酒店里做没有区别。曼因斯坦给他安排了一个研究所附近的公寓，离实验室步行十分钟的距离。每天来研究所做康复训练，晚上回公寓休息。

李姐把公寓收拾得很干净。客厅里放了一张康复床，床边装了扶手，浴室里放了塑料椅。她把从家里带来的照片贴在床头，陈建国穿着警服的年轻照片、他们的结婚照、孩子满月时一家三口的合影。那些照片被精心排列成一个弧形，像一个小小的家庭圣坛。

陈建国坐在床上，看着那些照片，看了很久。

“你说我还能穿上那身警服吗？”

李姐正在整理行李，听到这个问题，手停了一下。

“你想穿就能穿。”

“我问的不是能不能穿上，我问的是能不能穿着它去上班。”

李姐把迭好的衣服放进衣柜，转过身看着他。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动，但她忍住了。

“建国，你先站起来，然后我们再谈上班的事。我们不着急，一步一步来。”

陈建国没有再问。他转过头，继续看着那些照片。那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正冲他笑，笑得那么自信，那么理所当然。他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他会羡慕自己。

出院后的日子比住院时更难熬。住院的时候，每天有医生查房、护士打针、康复师训练，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。早上六点量体温，七点抽血，八点吃早饭，九点康复训练，十一点理疗，下午两点医生查房，三点又一轮康复，五点晚饭，七点家属探视结束，九点熄灯。每一个小时都有事做，每一个小时都有人来看他。出院之后，大部分时间只剩他和李姐两个人。李姐去买菜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人坐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天空，数着日子。

一天一毫米，如果他有透视眼，他应该能看到那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神经轴突，正在一点一点地向下延伸，像爬山虎的触须，缓慢但坚定。它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，寻找那些已经等了十一年的肌肉纤维。一根轴突迷路了，就有另一根补上；一根遇到了障碍，就绕过去。它们不休息，不抱怨，不怀疑自己。它们只是向前，一天一毫米。

但他没有透视眼。他能看到的只有自己的肚子。肚脐以上的那两厘米感觉恢复，在过去的四周里没有任何进展。边界还是那个边界，位置还是那个位置。每天早晨曼因斯坦的棉签划过那片皮肤时，那个“有没有感觉”的问题，他都要犹豫一下才能回答。不是因为他感觉不到，而是因为他感觉到的和昨天一模一样。没有任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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