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力，然后倒下，再试，再倒下。第三次，它成功了，站了七秒钟。

“这不是14了，“曼因斯坦走到奥古斯特身边，声音沙哑，“这是……“

“这是证明，“奥古斯特说，“证明原理是通用的，证明窗口可以打开，证明生态系统的重建是可能的，证明原细胞修复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！“

“下一步是人类，“曼因斯坦说，不是询问，是陈述。

“下一步是更多的猴子，”奥古斯特纠正他，“我们需要50的修复率，需要可重复性，需要长期随访数据。然后才是人类，而且第一批人类志愿者必须是完全性损伤、传统治疗无效、知情同意充分理解的病人。我们不能给虚假的希望，曼因斯坦。14到50是科学突破，但50对一个人类病人来说，可能意味着仍然无法行走，仍然无法自理，仍然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，我们要诚实，我们是医生！你不能这么急躁。”

曼因斯坦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伸出手，和奥古斯特握了握，这是一个老派的、欧洲式的握手，有力，短暂，带着某种承诺的重量。

“诚实，“他说，“这是教授最坚持的东西，也是我最需要学习的东西。诺奖之后，我忘记了这一点。现在，我重新学习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太急躁了，不，这是兴奋，兴奋让我失去了理性。“

曼因斯坦的实验继续。

杨平开始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理论的深化中，如果三维导向基因机制在脊髓损伤中有效，那么它的适用范围有多广？他组织了一个跨学科的讨论组，邀请发育生物学家、干细胞研究者、计算生物学家，甚至一位研究人工智能的工程师。他们每周聚会一次，在研究所的会议室里，白板总是被画得满满的，基因调控网络图、数学模型、算法流程，各种颜色的标记交织成某种复杂的、正在成形的地图。

那位ai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类比。他把三维导向基因机制比作“生物体的gps系统”，不是那种告诉你要往哪里走的导航，而是那种告诉“你现在在哪里“的定位。细胞需要知道自己的位置，才能决定分化成什么类型，向哪个方向生长，与哪些邻居建立连接。在胚胎发育中，这个gps系统是全新的、高精度的；在成体组织中，它被部分关闭，精度下降；在损伤或疾病状态下，它可能完全失灵，导致细胞行为的混乱。

“如果我们能重新校准这个gps，“工程师说，“不只是脊髓，任何需要组织重建的场景都可能受益。皮肤烧伤，心肌缺血，甚至……“他停顿了一下，“你们不是已经成功克隆了肌肉吗？以后可以克隆任何器官。”

“没错，我们目前成功克隆的只有肌肉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这个理论的价值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，以前所有生物知识都在研究细胞本身，从来想过研究他们的位置，现在我们不仅要研究它为什么是这样，还要研究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如果这个理论继续神话，的确，很多疾病将迎刃而解。”

这个思路太大胆了，讨论组里出现了一些分歧。

杨平听着这些争论，没有表态。他想起了很多年前，自己画下的那些草图。那时候他只是一个住院医师，没有实验室，没有经费，没有学术地位，只有一个问题和一堆胡思乱想。现在，这个问题正在变成一个领域，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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