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，不堆砌术语，不故弄玄虚。一个问题，他能在三句话之内给出核心答案。如果他不知道答案，他会说“我不知道“，然后说“但我们可以一起想“。

曼因斯坦后来对奥古斯特说过：“杨教授是一个天才，但是他依然对自己诚实，对问题诚实，对不知道的事情诚实，在学术界，这种诚实非常宝贵。“

原细胞修复的突破，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

曼因斯坦已经五十七岁了，他曾经获得诺贝尔奖，那是他学术生涯的巅峰。但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，不是声誉的下坡，是研究方向的下坡。他转向脊髓损伤修复这个“硬骨头“领域，带着诺奖的光环和夏里特医学院最好的资源，却在这个问题上卡了整整十五年。

十五年，对于脊髓损伤的病人来说，是五千多个日夜的轮椅生活。对于曼因斯坦来说，是无数次实验失败、无数个假设被推翻、无数次在深夜的实验室里独自面对显微镜的沉默。他尝试过化学遗传学、光遗传学、细胞移植、生物材料支架，所有前沿的技术都用上了，都只能做到“疤痕修复“。轴突长了，但方向混乱；突触形成了，但电信号传导异常；动物的运动功能最多有改善，但远称不上“治愈“。

有一次，曼因斯坦失败后，打电话给杨平，杨平在电话那头几乎没有说话，只是偶尔“嗯“一声，表示他在听。等曼因斯坦说完，杨平沉默片刻，然后说了一句让他记了很久的话：

“你在用你的逻辑想它的路，你应该用它的逻辑走它的路。“

曼因斯坦愣了：“什么意思？“

“神经细胞长了几亿年，它的导航系统比我们设计的任何导航都精确，你不要去替它决定往哪走，你要去问它，你想往哪走？然后给它创造条件，让它能往那走。不是你在引路，是它在认路。你只是把挡在路上的石头搬开。同样，神经细胞为什么不能原细胞修复，而骨骼可以原细胞修复，你有没有从更底层的逻辑去思考这个问题？“

这段话，改变了曼因斯坦接下来几年的研究方向。

他从“主动引导“转向了“被动允许“，不再试图用外源性信号分子去“指挥“轴突的生长方向，而是用基因编辑技术把那些抑制轴突生长的内源性因子一个一个地“关掉“，让轴突自己去探索、去选择、去找它该去的方向。就像一个孩子在学走路，你不是替他迈步，只是把地上的障碍物清干净，他自己就会走。

这个转变的效果，在实验数据上很快就体现出来了。他们第一次实现了“功能性再生“的雏形，轴突的生长方向从“随机“变成了“定向“，穿越损伤区后，开始沿着白质束的走行方向延伸。那是一丝曙光，但还不够。动物的运动功能有轻微改善，但距离“正常“还很远。曼因斯坦知道，他们还在门槛上，一只脚在门里，一只脚在门外。

可是实验停止在轻微的改善，再也没有进步，他与杨平进行深入的交流后，果断放弃原来的路线。

即使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，他必须忍痛放弃，因为杨平告诉他，思路是错误的，必须从原细胞修复的思路着手，才有可能成功。

他想起来应该试试原细胞修复，而不是轴突的生长爬行，虽然后者也是应用了三维空间导向基因理论。

这次他做到了，脊髓损伤的修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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