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慕尼黑家中的书房里，还在想这件事。

书房不大，但很整洁。一面墙是书架，塞满了各种专业书籍和期刊。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字画，是他从三博带回来的。画的是竹子，旁边题了一句诗：“虚心竹有低头叶，傲骨梅无仰面花。”

他懂诗，也喜欢这幅画。

三年前，他四十八岁，已经在德国脊柱外科界小有名气，但总觉得到了一个瓶颈期。手术能做，论文能写，会议能讲，但就是感觉缺了点什么。那是一种说不清的停滞感，像一列火车开到了平原上，一眼望得到尽头，再也没有翻山越岭的刺激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在马来西亚看到杨平做手术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做了一个让所有同事都不理解的决定，去中国进修三个月。

“你疯了？”他的同事说，“你已经成名了，去中国跟一个年轻医生学习？”

他没有解释。

有些事情，不需要解释。

三个月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但那三个月，改变了他对手术的理解，也改变了他对医学的理解。

他记得第一次进三博手术室的时候，看见杨平做一台极复杂的脊柱侧弯矫形。那个病人的脊柱弯曲到超过九十多度，还伴有严重旋转畸形，常规方法根本处理不了。杨教授站在手术台前不慌不忙，他在旁边看着，看着杨教授一点一点把那根扭曲的脊柱扳直，看着那些钉子准确地打在应该打的位置上，看着那些截骨断面完美地对合在一起。

手术结束后，他问杨教授：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杨平想了想，说：“做得多了，就想得多了；想得多了，就做得更好了。”

他当时不太理解这句话，后来他才慢慢明白，那不是谦虚，是真的。

做得多了，就想得多了；想得多了，就做得更好了。

这就是全部的秘密。

那三个月，他跟杨教授做了很多手术，讨论了很多病例，喝了很多次茶。杨平话不多，但每一句都能说到点子上。有时候他问一个问题，杨平会沉默很久，然后说出一段话，让他豁然开朗。

从中国回来后，奥古斯特的手术风格变了，更精细，更巧妙，更敢做别人不敢做的，他积极大胆地采用杨氏截骨做脊柱侧弯手术，当时在欧洲引起一阵反对。

两年后，他发表了那篇关于复杂脊柱畸形的论文，在欧洲脊柱外科界引起了轰动。又过了一年，他被选为欧洲脊柱外科协会主席。而密尔顿，那个和他争论了二十年的对手，终于在他面前低下了头。

手机响了，是杨教授在国际学术群里发的消息。他点开一看，是罗伯特又在闹腾，发了一张他和杰克&183;苏利文的合影，配文：“猜猜我给他做了什么手术？”

群里瞬间热闹起来。

这个罗伯特，永远这么高调，但他不得不承认，罗伯特说得对。他们这些人，不管是谁，能有今天，都离不开杨教授。

他想了想，也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密尔顿三天前跟我正式承认，他不如我。”

群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炸开。

罗伯特第一个回复：“真的假的？那个英国人？他不是跟你吵了二十年吗？”

伍德海德发了一排惊叹号：“奥古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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