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有载体都可能效果不佳。」卡洛斯对患者家属解释，「我们可以尝试用免疫抑制剂预处理，降低抗体水平后再治疗，但这会增加感染风险。」

患者的女儿，一位三十出头的律师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「医生，这种疗法在巴西还没有正式获批上市，仅仅是临床试验，如果我母亲治疗效果不好，我们可以起诉医院或中国的技术方吗？」

卡洛斯愣住了，在训练营，他们学过技术、学过操作、学过并发症处理，但没人教过他们如何面对这种不信任，这已经不属于技术上的问题，而是社会学问题。

「治疗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已经说明了所有风险。」他尽量保持专业，「但作为医生，我必须告诉您实情：任何治疗都有不确定性，尤其是创新疗法的实验治疗。」

最终家属决定暂时放弃治疗，希望等待更成熟的方案。

卡洛斯看着患者被推出诊室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在培训班他们讨论的是如何救治更多人；在现实里，第一道关卡却是信任。

同样的问题在印度孟买以另一种形式出现。

拉吉夫医生的第一位患者是家境贫寒的结肠癌晚期男性。按照普惠框架的阶梯定价，患者需要自付的部分约合3000美元——这对一个印度农村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。

「医生，我们卖掉土地和所有的值钱的东西才可以凑出这笔钱。」患者的儿子说，「但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我父亲还是走了，那我的弟弟妹妹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」

拉吉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培训班教了他医学，但没教他如何衡量生命的价值，如何在一个家庭可能因此陷入赤贫的情况下，建议他们承担治疗风险。

他打电话给南都的培训班的老师宋子墨，电话那头的宋子墨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「拉吉夫医生，这是普惠框架在全球推广中最现实的问题。我们能做的，是确保治疗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数据真实透明，让患者和家庭能在充分信息下做选择。至于选择本身，那是每个家庭的权利和命运。我们只能治病，无法改变别人命运。」

挂断电话后，拉吉夫看着诊室外排队的几十个患者。他们眼中都有同样的对生的渴望。而他手中的k疗法，对一些人可能是希望，对另一些人可能是沉重的负担。

我们只能治病，无法改变别人命运。

拉吉夫心中默念这句话。

最终，患者家属放弃治疗，他们认为不值得。

……

苏黎世会议十天后，欧盟委员会卫生总司发布了一份长达八十页的《关于特定突破性医疗技术数据跨境传输的临时指导原则》。

这份文件没有修改gdpr，但创设了一个特殊通道：对于经过严格评估的、能显著改善无药可治患者生存的创新疗法，允许在满足以下条件时进行必要的数据跨境传输：

数据接收方必须通过欧盟的数据安全认证；

传输的数据仅限于临床决策必需的最小范围；

设立联合监督委员会，欧方拥有数据访问的实时监控和一票否决权；

所有数据在欧盟境内必须有完整镜像存储；

三年后重新评估，根据技术发展决定是否延续或修改。

这是妥协，但也是突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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