满了焦虑。

“要不要我们请几位和我们关系好的评论家，写几篇文章反驳一下？”

默里坐在椅子上，一言不发。

他只是反复看着那篇评论，脸色阴沉。

他知道，杰弗里的评论是致命的。

他不是在攻击作品的质量，而是在否定它的文化根基。

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批评，很难正面反驳。

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三天后，同样是评论界大佬的托马斯卡莱尔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。

是的，就是米歇尔在伯爵夫人沙龙上见到的那位。

这篇文章的标题，充满了挑衅的意味。

《唤醒沉睡的英格兰灵魂》。

在这篇评论里，卡莱尔充满激情的写到：

“杰弗里先生指责《克里斯朵夫》是非英格兰的，我恰恰认为，它比当今任何一部作品都更能切中我们时代的弊病！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，将理智与克制当作了精神麻木的借口？将幽默感当作了逃避深刻的挡箭牌？”

“我们的文学，充斥着对乡村庄园的田园牧歌，对上流社会的风花雪月，却唯独不敢直面一个高贵灵魂在庸俗世界里的痛苦挣扎！”

“克里斯朵夫的痛苦，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不愿同流合污的年轻人的痛苦吗？”

“杰弗里先生认为这本书是写给德国人看的，我却认为，它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们英格兰精神世界的贫瘠与怯懦！”

“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，来打破我们自以为是的优雅，来重新点燃我们内心那早已熄灭的英雄主义火焰！”

这篇文章，文笔犀利，情感充沛，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地抽在了所有附和杰弗里的人的脸上。

紧接着，仿佛是约定好了一般。

伦敦的文艺界，突然冒出了无数为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辩护的声音。

一些年轻的诗人、画家、音乐家，纷纷在各种沙龙和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
他们称赞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窠臼，将音乐的律动和哲学的思辨完美地融入了文学。

他们将克里斯朵夫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，一个反抗世俗、追求艺术独立的先驱。

一场围绕着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的文学论战，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爆发了。

一方是以杰弗里为首的传统派，他们坚守着英格兰文学的“纯正性”，认为文学应当是理性的、节制的、具有教化意义的。

另一方，则是以卡莱尔为代表的新锐派，他们渴望变革，呼唤情感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，认为文学应该直面灵魂的真实。

《泰晤士报》的读者来信版，成了双方交火的主战场。

每天都有无数封信件寄到报社，言辞激烈，互不相让。

整个伦敦的文化圈，都被这场论战搅动得沸沸扬扬。

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这本书，也从一本单纯的小说，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。

支持它，就意味着你站在新潮反叛、追求精神深度的一边。

反对它，则代表你保守传统、固守着旧时代的审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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