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，与这些財力雄厚的新贵族们，共同重塑了这里。

从此，圣日耳曼德佩区巩固了它作为巴黎最保守、最排外，也最昂贵的老钱大本营的形象。它成为了正统派的堡垒，与杜伊勒里宫和爱丽舍宫的政治喧囂始终保持著一种高傲的距离。

而拥有如此血统的一片土地，在二十世纪，特別是二战之后的法国黄金年代，成为存在主义的摇篮，以及巴黎乃至全世界的知识、文化和艺术生活的绝对中心，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惊奇了。

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天大的悖论，不是吗？

一个最保守正统的地方，怎么会成为宣扬“存在先於本质”，质疑一切的激进思想的摇篮？

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必须先回答那个最基本的问题：存在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？

它不是一套像康德或黑格尔那样，为你搭建好的，精密繁复的形上学。

恰恰相反，它是一场哲学上的大火，一场在二战的废墟上，由纳粹的铁蹄、集中营的恐怖和原子弹的蘑菇云所点燃的大火。

这场大火烧毁了之前一切约定俗成的本质——上帝、国家、道德、家、阶级……所有那些在你出生之前，就已经为你规定好“你是谁”，或者“你该做些什么”的宏大敘事。

当这一切都被烧成灰烬，人被赤裸裸地拋回到了存在本身。

这就是萨特那句著名论断的核心：“存在先於本质”。

你不是首先作为“贵族”、“工人”、“基督徒”或“好人”而存在的。你首先是存在，你只是在这里。然后，你必须，也只能，通过你的选择和行动，去创造和定义你自己的“本质”。

这是一种令人眩晕的自由，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责任。

你被判处了自由，你必须独自面对存在的荒谬、他人的目光，以及隨之而来的焦虑与噁心。

那么，为什么是圣日耳曼德佩？为什么这种沉重、焦虑、甚至带著毁灭气息的思想，会诞生在巴黎最优雅最富足的客厅和咖啡馆里？

答案，就在於那个阶级最不稀缺，而其他人最渴望拥有的东西：閒暇。

更准確地说，是一种无需为生计所迫的，绝对的“存在性自由”。

无论是18世纪的旧贵族，还是19世纪的金融新贵，这个阶级的人有一个共同点——他们不需要通过一份工作来定义自己。

一个麵包师的“本质”是烘焙，一个律师的“本质”是辩护。他们的生活被一个明確的社会功能和经济需求所填满，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。

但一个圣日耳曼德佩的老钱呢？

他不必工作。他的存在是既定的，是被继承的財富所確保的。当一个人从生存的枷锁中被彻底解放出来时，一个巨大的黑洞——虚无——便会立即出现。

“既然我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活著，那我为什么还要活著？”

这就是那个贵族阶级和老钱阶级所面对的，独属於他们的存在主义危机。

当然，在二战之前，他们有自己的答案。他们用一套复杂精致的“本质”来填补这个虚无：

譬如礼仪，用繁琐的社交规则来证明自己的优越。譬如品味，用对艺术、时装和美食的鑑赏来构建身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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