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督徒的放高利贷者。而当他们逃离时，则又会被讥讽为无能的流浪者。

这一情况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，直到进入十八世纪末期，凭借着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卓越成就，以及对挥霍无度的男爵、伯爵甚至王子的财政救助，犹太人渐渐赢得了贵族的认可，甚至间或有之的荣誉头衔。

1814年，参加拿破仑战争之后，旨在重新分配列强利益的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外交官们，纷纷涌进犹太贵族范妮-冯-阿恩斯坦举办的盛大沙龙。威灵顿公爵、塔列朗亲王、普鲁士首相，还有施莱格尔等政商文化领域的巨擘，皆不约而同地随着由多瑙河船夫引入首都的，奥地利的山地求爱音乐翩翩起舞。

当时的维也纳人，为这种音乐催生的舞蹈起了个名字，叫做华尔兹。

这场史上最成功的华尔兹舞会，标志着犹太人正式走上了欧洲的主流舞台。1848年，维也纳进行了犹太解放改革，约200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获得了自由置业和迁徙的权限。加利西亚、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犹太人开始向帝国首都进发，以追寻更无拘无束的生活。

拆掉城墙，拿起工业化大锤的哈布斯堡王朝，开始频频向这些犹太巨贾示好，请他们为铁路和工厂建设提供资金，作为回报，王朝会赠予他们象征荣耀和地位的贵族头衔。罗斯柴尔德家族、古特曼家族和谢伊家族，积极融入这个国家，成为维也纳的“第二阶层”，即传统天主教贵族之外的新晋贵族和实业家。

1860年至1900年，维也纳的犹太人口从6000人暴增至147000人，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和马勒这样的伟大人物。他们挤满了首都的歌剧院、戏剧院和高等学校。犹太人口只占维也纳总人口的10，但在高等学校里这一数据却是30。犹太人积极学习新近开设的科学与医学专业，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艺术家、政治家与其他知识分子。

正如记者斯特凡-茨维格所说的那样，到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交点时刻，“无论谁希望在维也纳有所作为，都必须依赖犹太资产阶级”。

犹太精英，成为了中欧的“知识水泥”、“财富水泥”和“社会水泥”。

其实，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能在维也纳有所作为。大多数涌入帝国首都的犹太家庭，都住在远离环城大道的贫民窟内。这些人，基本上都是ostjuden，即东方犹太人，逃离了波兰和俄罗斯落后角落的贫困与大屠杀，绝望而虔诚地来到这里，挤进了古老的犹太人聚居区利奥波德施塔特，和其他新建的多瑙河沿岸的破旧窝里。

这就是世纪之交的维也纳：一座富裕的国际大都市，一片贵族与富商的游乐场，一块吸引赤贫难民的磁石。

但普通的奥匈帝国民众看不到这些，他们只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把持这个国家的经济大权。街头买到的面包，火车站里买到的车票，全都变成了滋养异教徒的祭品。于是，反犹太主义与犹太家庭的地位日益提高齐头并进。

年轻的阿黛尔，在空气中嗅到了紧张的硝烟味。

乔治-冯-舍纳勒，一位居住在帝国边境的反犹政治家，1888年曾因为殴打犹太人而入狱。他的妹妹，思想开明的女演员亚历山德琳-冯-舍纳勒，却公开与犹太剧院赞助人交往，他们的父亲，是罗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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