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廷麟一边阅读，一边在心中仔细思索，越看，心中越惊讶，也越佩服。在他看来，这种乡村制，与以往的保甲制、里甲制，有相似之处，都是通过基层分组，实现对百姓的有效管理，只是，乡村制的规划，更加细致，分工更加明确，管理更加规范，也更加方便官府统筹协调，能够有效弥补以往里甲制的漏洞。

而最让他眼前一亮的，便是身份牌制度。他心中清楚，京畿地区，乃是大明的心脏，人员繁杂，尤其是经过天灾之后，大量流民涌入，更是给京师的治安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若是能够在京畿地区全面实行身份牌制度，让每一个人都有专属的身份标识，那么，人们拿着身份牌，就可以在境内自由流动，不再像以往那样，被户籍牢牢束缚。

这样做的好处，显而易见。百姓们在自家的土地耕种完毕之后，就可以拿着身份牌，前往其他有需要的地方帮忙劳作，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，这样一来，百姓们就多了一份收入来源，生活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能够有效减少流民的数量，缓解社会矛盾。

杨廷麟心中清楚，古代社会，朝廷对人口流动的管理，一向十分严格。毕竟，人口的多少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、经济等各项综合实力，有了足够的人口，朝廷才能征收足够的赋税，才能征召足够的兵员，才能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。因此，古代的百姓，都有一个另类的“身份证”，户籍。

户籍，就是将百姓的详细信息，包括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家庭人口、土地等，登记在官府的名册之上，朝廷通过户籍，来管理百姓，征收赋税、征召徭役和兵员。但这种户籍制度，仅仅是官府登记在册，只能证明某个地方有某个人，并不能让百姓随身携带，无法作为百姓身份的证明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户籍制度，反而限制了百姓的自由流动。由于古代的技术有限，财力也相对匮乏，官府每统计一次户口，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力、物力，才能完成。若是让百姓们像如今这样随意移动，就会出现一种尴尬的局面：本地的户籍名册上有记录，但实际却没有人员可以征税、征兵；而那些流动到外地的人员，因为当地没有他们的户籍资料，也无法对其进行征税、征兵，导致朝廷的税收流失，兵员不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