适当保留空旷感，避免老街一直处于空间压制的紧缩状态。

前期摸底和搬迁意愿的征询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月。

工作组租下了巷口一间临街的门面作为办公室。

组长是住建局一位姓赵的副科长，带着三个年轻干部，每天挨家挨户上门登记、对仅存的石料、一些废弃的材料进行拍照、解释政策。

进展比预想的慢。

仓巷的居民，比东街那边人口更拥挤，环境相对更复杂。

问三句答一句，关于补偿和安置的问题翻来覆去地问，却很少有人明确表态。

“都在观望。”赵组长在每天的汇报电话里对邓明说，“他们在等东街王老爷子家的结果，也在等……看我们说话算不算数。毕竟，安置他们确实按照面积增加不了多少。”

根本原因还是原本条件有限，一家人挤一挤都习惯了。

突然按照面积增补一部分，实际上还是达不到平均水平，也不可能满足所有需求。

最后就会导致一户内自己分配不均。

实在是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是深入人心的常态。

这天早上，赵组长照常八点来到办公室。

刚打开门，就发现不对劲。

办公室临街的玻璃窗上，被人用红色喷漆喷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：“骗子滚蛋！”

门锁也被堵死了，钥匙根本插不进去。

屋里更是一片狼藉——桌椅被推倒，文件散落一地，饮水机被掀翻，桶装水流得满地都是。

墙上还贴了几张手写的传单，上面用夸张的字体写着：

“政府低价收房，高价卖地，坑害老百姓！”

“别信他们的鬼话，当心上当！”

赵组长脸色铁青，赶紧打电话汇报。

上午九点，消息传到陈青办公室。

“报警了吗？”陈青问。

“报了，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，拍了照，做了笔录，说会调查。”

邓明站在办公桌前，眉头紧锁，“但赵组长说，民警态度有点敷衍。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有结果，只说‘会尽快’。应该是民警也知道这事即便找到人，可能也不太好处理。”

对邓明的分析，陈青还是比较认可。

闹事的很多会组织一些特殊人群，基层执法人员很难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，最后的结果也顶多教育几句，放人。

连罚款单都不好开。

下午两点，陈青的车停在仓巷巷口。

他没有通知街道办，只带了欧阳薇和邓明。

三人都穿着便装，像普通路人一样走进巷子。

巷子很窄，勉强能容两人并肩。

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织，晾衣杆横七竖八地伸出来，挂着各色衣服。

路面是坑洼的水泥地，积水的地方泛着油光。

陈青走到工作组被破坏的办公室门口。

玻璃窗上的红漆还没清理干净，像几道狰狞的伤疤。

接警的民警正在履行程序，提取指纹和痕迹，门关着，外面拉了警戒带。

旁边一个摆摊修鞋的老匠人忽然开口，语气有些讥讽，“查得出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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